浅析哈代短篇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林 芳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510320) 摘 要:哈代的短篇小说秉承其长篇小说中一贯的主题:关注和审视女性的悲剧命运,并对她们的悲剧命运寄于深刻的同情。本文从哈代的短篇集《生活的小讽刺》、《威赛克斯故事》出发,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女性自身性格中的弱点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哈代短篇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关键词:哈代短篇小说;女性悲剧;社会环境;性格弱点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08(2009)05-0113-04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以其长篇小说闻名于世。其实,哈代的短篇小说也同样具有卓越的文学地位。哈代一生写了四十七篇短篇小说,陆陆续续地与其长篇小说同步发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报刊上。而后哈代本人收集成册,先后出版了四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威赛克斯故事》、《生活的小讽刺》收入了哈代最优秀的短篇代表作。哈代的大部分短篇作品延续了其长篇小说的一贯主题:关注和审视女性的命运,并对她们的悲剧命运寄于深刻的同情。以这两册故事集为例,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或者女性占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女主人公当中,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教师,大字不识的村姑,整日操劳的女佣,还有衣食无忧的富商太太等。她们都有着姣好的外貌和动人的天性。她们追求美好的爱情,对婚姻充满期待,然而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她们的理想一一幻灭,她们的命运笼罩在令人叹息的悲剧色彩中。到底是什么在损害着她们?本文拟从两个层面来分析造成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一方面,当时社会历史的环境与背景,这包括“男权”意识为主导的社会环境、女性在经济上的附属地位、陈腐的婚姻观念等,造就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女性自身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正如“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通过费罗特逊之口说:‘痛苦是人性和社会造成的。’”① 本文亦从这两方面来探析这两册短篇集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
一、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因素
首先,深植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男权”意识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 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工业技术革命的日渐深入,英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这个被称为英国历史“黄金时期”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道德伦理相当保守和沉闷的时代,尤其对于女性的道德标准更近乎于苛刻。“女人的衣服要长到遮住脚面,说‘腿’不雅,讲‘胸’粗鄙等等”。② 这个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仍以传统的男权意识为中心。男权意识形态通过性别制度和话语霸权制度构筑起男性社会的“文明大厦”,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难以逃离令人窒息的种种束缚。沿袭了上千年的父权制毫不松懈地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女性没有表达自我、发展独立的权利。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她们被要求放弃自我,在生活中则处于从属的附庸地位,女性只能被动地阈于其中,充当男性社会的点缀。 《两个野心家的悲剧》中的罗莎正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从她的学业、生活到婚姻都由两个哥哥一手操办,罗莎自始自终没有一句自己的意见。大哥乔舒亚尽力供罗莎到国外上学,是因为在他看来罗莎的天生丽质是他有朝一日也能攀龙附凤跻身上流社会的筹码。这从乔舒亚的话中可见一斑——“她一定会成为最有魅力的,而不仅仅是漂亮的女孩,……如果她的脸蛋还不能保证走运的话,那脸蛋加头脑就足以保证她的未来了,……她要成为贵妇……这对我们努力向上的共同目标也必不可少……”③这是设计周密的一盘棋,罗莎成了乔舒亚野心的殉葬品,她本人的意愿和感受无人关心。 在哥哥们周密的安排下,罗莎嫁给了当地的一位鳏居的大地主弗尔麦先生。那么这位弗尔麦先生是否真是因为爱上了罗莎而娶她为妻呢?除了倾心于罗莎的美貌外,他更满意罗莎的客观条件——出生贫寒。他是这样认为的:“…她出生卑微却正合我的心意。由于缺少有影响力的关系,她也就少了巴高向上的欲望。……如无必要,她就会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④ 由此看来他只是想要一个符合传统父权思想标准的“贤妻良母”。 罗莎对周遭的一切懵懂无知,她尊重和服从乔舒亚的一切意愿。在哥哥的一手安排下彻底成了在“幸福”的外衣包裹下的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乔舒亚为了实现向上爬的野心的阶梯;也不知道为了达成她所谓的“幸福”,乔舒亚冷酷地任由父亲——一个成天烂醉如泥的流浪汉似的磨坊工,被其视为耻辱——溺毙;乔舒亚甚至向她隐瞒了父亲的死亡。在故事即将结束时,哈代借柯尼里斯(罗莎的二哥)之口暗示罗莎迟早会知道父亲的死因。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如果实情败露,那么所有的幸福将化做等量的痛苦袭向罗莎。在所谓的“幸福”的外衣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失去了鲜活灵魂的女性。这又何尝不是一出悲剧呢。 其次,经济上的附属地位亦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重要成因之一。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话语权。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的家庭中,男性享有无上的权威,他们支配着家庭中的财产。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也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取得经济独立,否则就只是“说诳和做梦”,他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的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⑤ 在《心烦意乱的传道士》中,原本独立的莉莎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最终妥协了。寡居的女子莉莎为了养活自己和母亲参与了走私酒,并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这样的经历使她对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也获得了一种勇敢和满不在乎的气质。这些特质深深地吸引着传道士斯多克代尔,激发了他对莉莎的爱慕之心。在发现莉莎参与走私的秘密后,传道士极力劝说莉莎放弃。面对他关于金钱与良心孰重孰轻的质问,莉莎争执道:“(我们)每桶酒付了三十先令……如果一个国王什么也不付就派人拿走了我们的财产,我们就有权拿回来……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知道我的母亲也和我一样。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国王,她的赋税对我来说什么也算不上。而我和我的母亲要活下去这是一件大事。”⑥此时的莉莎非但意志坚定,而且还向传道士发难:“……为什么您一定要做这个职业呢?……为什么你不能娶我,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再做牧师……我只是希望你像我一样来看看这件事……你背离教会,我背离国家。我倒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很好的一对。”⑦ 这完全是女性对自由、平等、独立的呼唤。而这份勇敢、骄傲就是经济独立带给她的。她不必依附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为着这份独立,她甚至不惜放弃与传道士的婚姻——而婚姻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女性生活的唯一屏障。然而这样的生活如昙花一现,不久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打击走私活动,与莉莎一起参与走私活动的村民要么被抓,要么逃窜。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莉莎陷入了贫穷困境,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与今日的职业女性不同,那个时代英国的女性在社会上能够选择的职业是非常有限的。穷人家的女儿大都就只能干女仆这样的活;稍微受过教育的,也仅限于做个女教师。社会为女性提供的可走的路少之又少。陷入生活窘困境地的莉莎别无选择只能向传道士表示悔过,在得到谅解后,与之结婚,学习做一个称职的牧师太太。有经济独立能力的莉莎与失去经济独立能力的她,前后判若两人,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莉莎曾经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尊严意气风发,而今不得不阈于社会所限定的窠臼模型中,亦步亦趋,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第三,陈腐婚姻观念也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 正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寄希望于婚姻,将嫁人当作一种谋取生存的手段——嫁给一个能使生活无忧的丈夫,几乎是当时每一位女性的奋斗目标。婚姻不是爱情的产物,而仅仅是一个面包储藏室。基于这样理念的婚姻难免沦为一种交易,对女性而言不啻为悲剧的起始。 《耽于幻想的女人》中的马区米尔夫妇两人在性格、品味、喜好都大相迥异,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马区米尔太太从不愿意提及丈夫的枪械生意,而且觉得他是个利欲熏心和功利至上的生意人。即使这样,她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职业而不愿嫁他为妻的意思”,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保证生活无忧——每一位称职的母亲都是这样教导的,…”。⑧然而这位马区米尔先生除了为妻子支付各种费用外,根本不了解妻子的内心世界,甚至觉得她的某些想法匪夷所思。面对了冷漠、麻木的丈夫和单调、沉闷的家庭生活,马区米太太只能独自沉浸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中,不论在生理和心理都脆弱不堪,摇摇欲坠。这种白日梦的极致是她将自己沉浸于对一位从未曾谋面的诗人的单相思中,几乎回不过神来。这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妇,由于情趣、性格相去甚远,彼此都沉溺于各自的世界,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完全忽略了对方的存在。由于与自己的丈夫无法达成思想上、精神上的沟通,加之仰慕的诗人怀才不遇,愤而自杀,马区米尔太太痛苦万分,抑郁而终。然而直至马区米尔太太去世,马区米尔先生也没有真正地了解妻子。弥留之际,她向丈夫坦露心声:“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漠视我,不能和我精神交流;而他(诗人)做到了,而且远远超过了。”⑨聊聊数语,道出了心灵的契合之于婚姻的重要性。在哈代看来,把没有感情的夫妻栓在一起的婚姻制度是一副束缚他们的精神镣铐,应当废除。无疑,哈代的婚姻观念远远地超前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传统观念,即使对今天的社会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错误的婚姻观念,导致了错误的选择。不幸的婚姻,几乎是哈代笔下女性的共同命运。婚姻并非如女性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只幸福的“诺亚方舟”。没有爱情的婚姻,承载不了她们对生活的美好祈盼,反而恰恰是悲剧命运的开始。
二、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观因素
性格决定命运。不可否认,除了外在的客观因素外,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所折射出的女性自身性格中存在的弱点,也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之一。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所以我们在谴责社会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也要看到女性自身性格中不完善的一面,比如:行事缺乏理性,耽于表面感官享受,强烈的依附心理,嫉妒心作祟,无原则地顺从让步等等。 《格瑞布府上的芭芭拉》中的贵族千金芭芭拉经历了两次婚姻,而这两次婚姻带给她的都是无边的痛苦。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社会的封建等级观念在作祟之外,她的自身性格中:行事冲动、耽于表面感观享受、强烈的依附心理等,才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毛泽东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⑩ 《格瑞布府上的芭芭拉》中的女主角芭芭拉先是贪慕爱德蒙的外貌而与之私奔,在爱德蒙死后又依附与阿普兰道勋爵,好似一根藤条必须找到依附。婚后的勋爵因为不满芭芭拉缺乏热情,采取了措施近乎残忍的手段折磨着芭芭拉的心灵。他让人将“太阳神阿波罗”般完满的爱德蒙的雕像改造成爱德蒙毁容后的样子,且强迫芭芭拉日日对着这令人胆战心惊的塑像。可怜的芭芭拉精神饱受蹂躏。在这种几近残忍的精神虐待中,芭芭拉苟延残喘,麻木的躯壳变成了一架生育机器:生下十一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姑娘长大成人。在这无望的婚姻中,可怜的芭芭拉心力交瘁,撒手人寰。身为贵族的千金,相对于贫家女孩,有着更为宽松的环境,然而芭芭拉还是接二连三地卷入不幸,令人嗟嘘。两次婚姻都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究其原因,我们更多地看到其性格中的缺陷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如果她行事稍加审慎,而非意气冲动;如果她不以外貌和门第取人,而是看重心灵品质;如果她能早日从慵懒的依赖中清醒过来,也不致在无爱、无望的婚姻中挣扎、沉沦、消亡。 《为了取悦自己的妻子》中的心头甚高的乔安娜,就完完全全是倒在自己妒忌贪婪的性格中,最终成为一个几乎疯癫的可怜女人。她不爱乔立夫,认为一个水手的地位离她高攀的理想还差得远。但她妒忌好友埃米莉能够获得乔立夫的感情,虽然自己不爱乔立夫也不让他离开自己。埃米莉随后被当地的富商看上,成了令人艳羡的,有尊严和体面的主妇,而她和乔立夫婚后只能靠维持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勉强度日。乔安娜妒忌埃米莉婚后富裕的生活,而对乔立夫有诸多抱怨。禁不住妻子的耳边叨念,乔立夫重新操起已丢生多年的老本行——航海冒险做投机生意。然而乔立夫在海上辛苦了几个月赚的三百个金镑却未能让她满足,因为她想象埃米莉那样能够“论千”地数钱而不只是“论百”地数钱。为了能尽快满足乔安娜想“论千”数钱的愿望,乔立夫决定再冒险一次。为了能够快些挣钱,他还打算带上两个儿子一起冒险出海。关于这次计划,乔安娜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但想发大财的欲望不断膨胀,击溃了理智的堤防,盖过了慈母的心。同时乔安娜好像得了强迫症似的,总觉得埃米莉的神气越来越以恩主自居,简直无法忍受——其实埃米莉一直都在真诚地关心着她。 终于欲望战胜了理智,乔安娜同意了父子三人一起冒险。然而等待她的不是金光灿灿的财富而是骨肉分离的悲剧——出海六年,父子三人杳无音信,不知生死,“乔安娜好比一个在水下的人,憋着一口气苦挣苦熬着”。无望的乔安娜最终发疯了。当嫉妒抓住了心灵,欲望就成了难以平填的沟壑,掩埋了自己,也葬送了亲人。 《儿子的否决权》中的索菲在孤寂的生活忍受煎熬,但她也只能这样日复一日地,无奈地走向生命的终点,茕茕孑立,孤独终老。除了外在的阶级等级等因素,她也是自身性格弱点——毫无原则的让步——的牺牲品。牧师向索菲求婚,索菲顺从地答应了,尽管她“确实说不上爱他,但她确实尊重他,尊重到崇敬的地步,即使心里想要拒绝,也几乎不敢说出口”。? 因为娶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索菲,牧师明白这无异自绝于上流社会,为远离那些知根知底的人决定迁至伦敦南部一处窄小乏味的房子里居住。身为牧师的妻子,索菲并没有被征求意见,也没有发表意见——她只有服从的份。在索菲第一次与儿子商量再嫁一事时,朗道夫还只是一个孩子,年纪尚幼,虽然反对,终究是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索菲的,只要索菲稍稍地坚持一下就可以与山姆幸福地生活,而她却步了。如果说上流社会的种种制约是索菲悲剧命运的客观因素,那么她的毫无原则地,一而再,再而三的退却就是主观原因,而且这懦弱的性格还搭进了忠诚的山姆的幸福。 哈代总是从生活的不完满之处来审视女性命运,塑造了一个个迷失在精神家园之外和挣扎于忧患生活之中的女性形象;同时,哈代通过对女性悲剧的描写,警醒、挑战和规正人们的价值观。 通过对哈代这几篇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女性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只是将幸福依附于某一个人或是仅仅盲目地依赖婚姻,而没有更高的人生理想;同时如果缺乏深刻的内省和克服性格中缺陷的勇气,女性的命运将长久地与悲剧联系在一起。哈代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些思索,对今天的女性,依然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哈代的这类作品能够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董桂茹.苔丝性格弱点的分析[A], 西华大学学报,2005/S1. ②常耀信.英国文学大花园[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113. ③④⑧⑨1112Hardy, Thomas. Life’s little Ironies [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2:57,64,2,21,108,26. ⑤阎晶明. 鲁迅演讲集[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5 ⑥⑦Hardy, Thomas. Wessex Tales [M]. London: Wordswordth Editions Limited.1999:184, 186-187. 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77. 参考文献: [1]Williams, Merryn. A Preface to Hardy [M]. Pen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2]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文敏译:儿子的否决权——哈代小说[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 [4]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5]张玲:哈代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收稿日期:2009-06-02 作者简介:林芳(1976—),女,福建邵武人,广东商学院外国语学院08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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