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道德的悖论 ——对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思考 徐 勇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201620) 摘 要:对于明朝的灭亡,历来的历史学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而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解 读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从“大历 史观”出发,认为明朝之亡关键在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一切,而且还反对任何的社会变 革,排斥任何异端思想,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僵化,丧失了内部的改革动力,最终导致了灭亡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原本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和谐的儒教伦理,此时却成了历史的“罪 人”。 关键词:儒家伦理;文官集团;思想控制;史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08( 2010)02-0109-05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由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写就的历史学专著,他从他的大历 史观出发,从技术上的角度书写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似乎无关紧要的一年(英语翻译即为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但它又是那么地重要,因为所有此前发生之事的结果, 以及所有此后发生之事的原因都集中在这一“无关紧要之年”。正如作者所说:“1587年, 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 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①作者还说:“万历丁亥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 总 记录。”②至此,我们会问它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失败的总记录”呢? 失败的原因究竟 何 在?下面我就把我的所思所想写出来,描绘我所认识的“万历十五年”这一“无关紧要之年 ”。 一、实际的统治者——文官集团及其由来 首先谈一谈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也即黄仁宇所说的“文人集团”。因为本书中所有 其他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海瑞,李贽——的困苦、失败及悲惨的命运,还 有整个帝国的覆亡都与这样一个集团息息相关。《论语·子张》中孔子弟子子夏曾说:“学 而优则仕”,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业上表现好就可以考试做官。为了做官,他必须认真学习和 通读儒家经典,即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在内的儒家十三 经。读书求学考试是一个非常考验人们耐力的过程,正所谓“十年寒窗”。但是读书求学考 试的机会在古代中国又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更遑论会成为士大夫的一员。我们知道,古代中 国是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的百姓都是由一个个家族构成: 夫妻而为家庭,家庭而为家族,家族而为宗族,这样同姓宗族最后构成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 宗族。可以说,在某些较为富裕的地区,一个宗族就是一个自治单位,包含众多的成员,而 且还有一位资历最高、最有权威的族长。他掌控着整个宗族的事务,任何族人都不得违背和 抵触他以及他制定的族规,否则就要被赶出这个自治单位。在古代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要 想维护这一庞大的集团,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土地和为官。家族要想生存必须拥有土地 ,土地可以确保家族的社会地位,能增强它在所处地区的发言权和控制权。它所在的地区都 可能会以这一宗族的族姓来命名,比如徐家汇。但是古代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这样 的一个自治单位再怎么强大也绝不会或不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它随时存在被中央政权摧 毁的可能,所以为更好地保护家族的地位和财富,族长会挑选聪明优秀的家族后辈去读儒家 经 典,用宗族的资金去资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然后做官。自己的努力、宗族的大 力支持和妻子儿女的帮助使他成为一名官吏,反过来他会为自己的家族尽义务:他会通过自 己的权力来增加自己族群的土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 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③以此,他首先巩固自己家族 存 在的最根本的基础,然后他同样地会选拔家族后辈,重走自己走过的路。如果他不愿意这样 做,那么就说明他忘了根本。对家族来说,他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极力反对的“不孝”;对 于皇帝来说,他会被认为一个连孝道都做不到的人,怎么可能做到为朝廷为社稷尽忠呢?所 以这样一个不孝之人,就是儒家所说的“无父无君”之人。 为官可以让他实现早就憧憬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士大夫又是凭借什么来实 现这些?还是他们早已烂熟于心的儒家经典。儒家教导他们要成为君子。作为君子,士大夫 必须让自己的灵魂与思想时时浸淫于儒家典籍中,通过对这些典籍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让自 己的行为举止尽量做到典籍所要求的那样。同样他们在处理一切事务时都要从儒家礼仪规范 出发,来审视和考虑他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正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非礼勿动”④。我们可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古代中国,历朝 历 代的法律其实都是从儒家的典籍里抽象出来的,同时为了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愿望,这些法律 又 掺杂很多统治者的意愿。所以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法律”根本不是近现代西方意义 上的法律,从本质上说它们只不过是儒家伦理的法典化,而它们的权威来源则是“系统编撰 而成的皇朝法令集成只因为它本身有强制性及巫术性传统来支撑,所以才被认为是不可触犯 的。”⑤这种所谓的“法律”其实不能保证案件评判之公允,也无法实现法律所追求的 司 法之公正,正如韦伯所说:“政府官员以家产制的方式,自费雇佣仆役来担任治安与细 琐的公事,官绅行政基本上反程序主义的,家父长式的性格,是错不了的——遇有冒犯的行 为,不需要引具体的法规就可以加以惩罚。最值得注意的是法理的内在性格,以伦理为取向 的家产制,所寻求的总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⑥更深一层地说,这种带有 诸 多伦理迷魅性质的“法律”也是中国无法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与之相比 ,西方近代之所以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在于西方有了真正的法律,这些法律断 绝一切迷魅,使西方生产方式日益理性化。士大夫们越是崇奉这些经典,也就越来越坚守传 统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以及本书作 者所着重讨论的张居正的改革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就在于文人集团的层层阻挠,使 得改革举步维艰,韦伯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传统的经济与行政加以任何的干预,都会 侵害到支配阶层在规费与俸禄上不可测知且不胜其数的利益。”⑦所以,不论是王安石 还 是张居正,作为改革者,他们的改革一旦得罪庞大而又迂腐的文官集团,其失败是必然的。 改革不成,社会只能在原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行走,最后走向灭亡,再由另一个朝代取而代 之。以上就是我所说的士大夫集团,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谓的文官集团。 二、身心俱疲的皇帝 保守的文官集团势力如此庞大,以至于使得与他们相关的人的下场都是那么的悲惨。洪 武皇帝朱元璋创立明朝,恢复了汉唐正统与道统,中国又重新回到了汉人统治之下。既如此 ,他就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对人的控制,在选拔人才上最突出的就是确立了“八股取士”的考 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标榜人文素养的文官集团,而明代在洪武年间对武将的大肆杀 戮及以后的重文轻武的传统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集团的发展。到了万历朝,明朝已经走过 了二百年,文官集团早已发展成熟。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文官集团仅仅把他当作高高在上的 坐在龙椅上的偶像,他们给予他太多的教化,这些教化的目的是希望万历帝做一个守成之君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 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君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⑧虽然他可以代表天命,他也拥有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禀赋,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 说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斥 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 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⑨“立国 本 ”即是一个明显的表现。万历连选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生的儿子作太子的自由都没有。郑氏 是最了解万历皇帝的人,也只有她能把万历当作人看待,万历也把心里无法明言的愿望与苦 闷向她倾诉,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感到人性的温暖,所以才极力想选朱常洵为太子。但是祖 宗家法和成宪给他无形的约束,而文官集团也在极力地阻扰他,标榜“立长不立幼,立嫡不 立长”,这样的自由都没有,做皇帝又有什么用?活着的时候,皇帝不能抛开这些世俗事务 和束缚与他心爱的女人比翼双飞,而死后又不能和她在一起。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⑩的确,皇帝一定不知道这样一个对他来说很残酷很不公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说:“ 他 是人,而不是神。”“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B11 尽 管他确实拥有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禀赋B12,他是天之子,也可以通过诸如“籍 田 之 礼”与率文武百官到天坛祈雨以滋润我们这个已经渐趋衰落的庞大帝国,以此消除上天给予 他的警告和惩罚,但即便是这些曾经令他精神振作的事情也还是逃不出儒家礼仪规范,更逃 不出帝国文官集团的手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这些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古代中国专制皇权威严的语词,事实上似乎也不尽 如 此,至少在本书作者笔下的万历帝不是这样,反到文官集团才是偌大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万 历帝也受其掣肘。万历是自由的,而又不自由。他是自由的,可以在文官集团依据儒家伦理 划定的范围内做任何事;他又不自由,只要他越出这个范围,就会受到文官集团无情而又标 榜违背祖宗成宪的无休无止的鞭挞,即便是死谏也在所不惜。他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高贵的 品质——自由。人不能没有自由,肉体上的没有自由、被束缚还可以忍受,但是惟独精神上 的束缚和控制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没有了这份高贵的品质,万历帝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如果做不了真正的人,皇位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所以万历皇帝消受不起这样的处处受制 的异化的“自由”,最终产生了对“自由”的恐惧,逃避这种给他带来无限痛苦的“自由” 。他逃避的方式就是消极怠政,而这也就是历来研究明史者诟病的一件事。他们认为明亡始 于万历。但万历何错?难道他不想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吗?这样庞大的帝国,这是祖宗通 过流血打拼得来的,“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难道他就想把它毁在自己的手里吗 ?不。试想当他在继位之时,那种沉着的表现;试想当张居正去世之后,他所展现的雷厉风 行;试想他踌躇满志地带领文武百官向天坛祈雨时的场景,我们无法做出他不想把这个帝国 治理得繁荣富强、井井有条的判断。其实大明帝国亡于那些标榜仁义、死板、恪守祖宗成宪 的文官集团,正如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书生误国”B1 3。 万历正是由于这些误国的书生造成的层层阻挠才做出的这一痛苦的抉择。他看透了发生在他 周围的一切事,比如整治死去的张居正这件事。张居正是他的启蒙老师,给予他太多的关照 和鼓励,当然也有许多的苛责,也许这就是万历亲政之后对张居正采取报复的原因之一—— 幼小的心灵怎能承受如此苛责?但更为关键的是文官集团的党同伐异和“阴阳之道”,他们 口头上说张居正的改革破坏了祖宗成宪,但实际上却是改革触动了他们无比巨大的利益。所 以,他认识到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刽子手的角色,这更加深了他对皇位的厌 恶。正如作者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B14他是万人敬仰的皇帝,但从本质上说更是一名囚徒,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去治理 庞大 的大明帝国?同样,冲破儒家道德伦理及祖宗成宪而做出种种文官集团无法容忍的行为的明 武宗以及后来的汲汲追求精神自由——想遁入空门——的大清皇帝顺治与万历一样都是悲剧 性的人物。现实而又迂腐顽固的文官集团给予了他们沉痛的重创,无形而又锋利的礼仪伦理 之剑刺伤了他们,环境和时代最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三、命运悲惨的各色人物 《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儒家认为天道是由阴与阳两种元素相互作用,此消彼 长,以致平衡而维持的,而这种天道也正是文官集团所极力维持的。正如韦伯所说:“正确 的救赎之道在于适应那永恒的超神的世界秩序——道,以及适应顺从宇宙和谐而来的社会共 同生活的要求。虔敬地顺服于俗世权力的固定秩序便优先于一切之上。对应于此,个人的 理 想便是促使自己形成一个在各个方面普遍调和均衡的人格,亦即意味着一个小宇宙的形式。 ”“对儒教的理想人——君子——而言,典雅与威严是表现于充分履行传统的义务。” B15固然,作为“君子”的帝国的文官们学习、浸淫与实践着这些夫子之道,但是 他们所秉 持 的“阳”和“阴”早已异化为另外的东西。“阳”是他们在表面上所固守的儒家伦理道德, 以此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与人文素养,自己就是君子;“阴”则是他们实际上通过表面的“ 阳”所极力保护的巨大的既得利益与极为复杂的利害关系,这才是他们标榜“阳”的根本原 因。李贽的话可以用来形容文官们的“阳”与“阴”之关系,即“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 学,阴为富贵。”B16 以此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与李贽的悲惨命运也就不难理解。张 居 正做了十年内阁首辅,在这十年中,他力求改变犹如一潭死水的明朝吏治。他采取措施提高 行政效率,完善组织机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他还实行一条鞭法,增加帝国的财政收 入。总而言之,张居正的改革最终目的是振作大明帝国,重新恢复祖宗时代的强盛局面。但 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阴阳之道。文官们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 望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况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 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 ,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B17 但是张居正志在进行理想主义的改 革 ,这必然会触动文官集团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进而就必然会得罪整个文官集团。所以 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文官集团——会从技术上的争端开始,逐步把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 采取 “去皮取骨”的方式,攻击张居正品行不端,由这种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进而再扩展到他的种 种改革措施如何违背祖宗成宪及不合礼法等等。这些直接刺到张居正的“软肋”,他在道德 上被搞得一无是处。试想在儒教统治下的大明帝国,一个在道德上如此卑劣的人如何领导国 家走向富强?所以张居正必败无疑。 再看海瑞,这个被作者称作是“帝国的模范官僚”的“古怪”的人。他的确称得上是一 个清官,清正廉洁。此外他还是一位非常刚烈的人,在嘉靖时代,他抬着棺材去见皇帝,指 斥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所以“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面对如此激烈 的言语,嘉靖帝最后竟原谅了这位“模范官僚”,一则他的确是一位清正廉洁、言行如一而 又刚正不阿的好官,大明帝国之所以会衰败,正是由于太缺少这样的好官;二则只有海瑞敢 于向皇帝死谏,说的字字饱含血泪,句句饱含深情,饱含忧国忧民之志,比起那些整日在朝 堂上对他溜须拍马的文官们来说,他以及他的大明帝国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海瑞遭到文 官们的攻击在于他的司法改革。在大明帝国,“以杀人偿命”的古老规则和道德取代法律作 为判案的标准直接导致很多人被无辜杀害,产生众多的不公正的判案。所以,正直的海瑞, 坚持秉公执法,力求做到司法判罚的公正准确。但是这样就直接与文官集团为了维持现状与 传统,更准确地说是与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复杂的利害关系而坚持以道德取代法律判 案的准则相冲突。在文官们看来,大明帝国在祖宗成宪和儒家伦理的指引下四海升平,哪有 什么问题,你为什么要改革,真是一位“古怪的模范官僚”。由此,海瑞的失败在所难免。 戚继光——这样一位帝国难得的天才式的军事将领——也因为文官集团种种限制与阻挠 而成了“孤独的将领”。面对侵犯东南沿海的职业化的日本倭寇,以及北部经常骚扰边疆的 蒙古军队,戚继光创造了许多的军事技术,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最后终于消除了东南沿海 的倭患,北部也得以安宁。但是这又与文官们一向坚持的传统相违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有 着较高的文学素养,而武将只不过是一介武夫,文官本应在武官之上,而戚继光的功绩会导 致军人的地位与文官并驾齐驱。所以文官们编造了他曾经协助张居正谋反的罪名而将他革职 ,最后这位帝国的将军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令人扼腕。同样,大明朝另一位同样功勋 卓著的将军袁崇焕遭遇也很悲惨。他打败了努尔哈赤,使得后者因遭遇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失 败背生疽而死,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明朝上下一时人心振奋。但是皇太极仅仅使用了反 间计,北京的文官们就以功高震主、谋反叛乱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此明 朝失去了北方的“长城”。更可恨的是,那些袁崇焕极力保护的大明的子民竟然争抢袁的血 肉,这样的情景读之实在是令人悲痛。 最后再看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大体而言,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中外,思想家总是困苦而 又自相矛盾的,他们看到了甚至看透了所处社会的本质及其弊病之所在,由此提出诊治 种种社会弊病的思想与学说,甚至已经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所谓“我的国度不属 于这个世界”。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学说超越了他们那个时代,无人理解他们,所以他们才是 孤独的、痛苦的。处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孔子被北大教授李零称作“丧家狗”B18 ,因 为 他周游了列国,但没有一个国家采纳他的学说,最后回到鲁国设坛讲学终了一生。同样李贽 ——大明帝国晚期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 却又悲愤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遭遇的困难,则是当时政 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 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B19 由于“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 过 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B20 这样的儒家伦理规 范 遏制了个人的成长,禁锢了思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类的思想解放运动根本不可能在那 样一个儒教统治下僵化了的中国发生。而政府的施政措施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个人的独创 精神也无法得以发挥。因此,作为思想家,李贽大肆批判儒家学说,力图找到打破现状的、 促进社会发展与改革的出路,改变“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但是这就从根本上与 文官集团所维护的儒家伦理有了尖锐的对立,被他们斥为“异端邪说”,由此,他也就不可 能改变什么。最后这位“自相矛盾的思想家”不得不自刎而死。 四、余论 总之,无论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思想家, 他们犹如一个个孤岛,在由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海洋中,他们不可能连成一个整体,他们 曾经抗争过,斗争过,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诚如作者最后所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 ,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 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 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 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 人则身败而兼名裂。”B21 帝国重新回到了文官集团所标榜的传统的轨道上来,平稳地向 前 行走,但这时已经不是发展而几乎是停滞,最后终于被满族取而代之,天崩地裂。但是吊诡 的是,取代大明帝国的大清帝国似乎并没有吸取其前朝灭亡的教训,在经过了康乾盛世之后 的末期,它似乎也同样的蒙昧无知,对其外面的世界毫无知觉,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 中,最后终于在1840年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如唐代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 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作为 “后人之后人”的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有所警鉴呢?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现代的我们 身处在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这样一个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主题的时代,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但是在 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民族的很多优秀的精神、很多美好的道德观念及具有深厚 历史底蕴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遭受着破坏与凋零,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情。如果说万历 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由于遭遇文官集团所标榜的道德伦理而导致各自悲惨的命运, 大明帝国也由此导致灭亡的话,那么我们民族现在却真正地缺乏这种道德伦理。当然我们不 是想让中国再进行一次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思想观念的大一统给我们 民族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我们所希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中优秀部分的复 兴,打破“道德悖论”,通过这种复兴来医治由于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创伤,重新 塑造我们民族的伟大形象。
注释: ①②③⑧⑨B11B14B16B17B19B20B2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48,56,74,75,80,197-198,205 ④《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在回答颜渊问礼的问题时而提出来的。礼在孔子学说中占 有 核心的地位,正所谓“克己复礼曰仁”,只有通过遵守礼制规范,一个人才能真正的成为一 名君子。当然在万历朝的士大夫所标榜的礼仪规范对他们自己来说已经不再是以做什么君子 为目的了,而是作为限制皇帝及其他意图对帝国做出变革的人们并最终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 手段。 ⑩《论语*先进第十一》。孔子在回答季路问“事鬼神”及“问死”的问题时提出来的 。 其实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能够看得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差别:中国人不喜欢谈死, 而西方人却能够正视死亡,这一差别与孔子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⑤⑥⑦B15[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108,158,216,311. B12卡里斯玛,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使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它是指某个 人 具有异于常人的先天的能力与智慧,这种智慧使其能够成为他所处的社会或团体的领袖,尤 其用来指宗教先知,政治领袖等等。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卡里斯玛禀赋必须通过他们对 某个事件的预言或者自己的政治业绩来证明,否则就不再拥有这种禀赋,那么追随他们的人 也就不再信任他们了。具体说来,就中国古代的皇帝来说,他们是天子——上天的儿子。一 旦自己有了某些过错,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即上天会通过某种灾异来显示它的愤怒,比如 彗星的出现、地震等等,由此自己也会下罪己诏。如果不悔改,那么百姓就会揭竿而起,推 翻他的统治,另立新的具有这种禀赋的人做他们的统治者。 B1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B18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2007.
收稿日期:2010-01-05 作者简介:徐勇(1985~),山东济宁人,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 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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