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当“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刚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就有办刊人和学者在报上讨论过这种评价体系对学风可能造成的持久损害，但这些讨论似乎当时就已无济于事。如今，这种讨论虽不时闻于办刊人圈子，却已鲜见于公开讨论，顶多是一小群对学术期刊的前途忧心忡忡的办刊人对这一自己已无可奈何的洪流的抱怨。抱怨过后，往往还不得不按照这些评价体系的量化要求来重新定位自己的刊物，至少也得顾及那些量化指标了。

 

　　受到这些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冲击最大的可能恰恰是一直以来在各学科领域享有崇高学术声望的那些学术期刊。以前只操心刊物学术性的那些办刊人，如今可能不得不像短线股民一样，时刻关注自己的刊物在“学术期刊年度排行榜”这块交织着各种颜色的曲折线条的“电子行情板”上的涨落情形，并感叹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种治学境界（何尝不是办刊境界！）或许已不复现于今日。钱锺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如今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需要的是即刻的、当下的效应，而没有什么会比“短平快”更能获得这种效应了。

 

　　或曰：若无一种评价体系，又如何评判各刊优劣？此言貌似有理，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出现之前，难道学者们就无从判断各刊优劣？即便当今，在各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当道之时，又有谁当真根据论文所刊学术期刊的“等级”来评判这些论文？对此，但凡读书人皆心知肚明。一篇研究李白的数万字长篇大作，极有可能远不如一篇评论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作家的数千字短文那样享有高“转载率”和“引用率”，乃至“社会反响”。当然，一种评价体系肯定会有其受益者，因为任何评价体系实际都是为那些格外看重这些评价体系并善于“利用”其中的量化标准的刊物而设立的。就像任何评价体系一样，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强调标准一致性（否则就无法比较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拉平”并泯灭各家刊物的历史传统和学术特色的连锁反应。另外，任何一种令人趋之若鹜的评价体系最终都可能演化为一种“寻租”手段。

 

　　中国社科院的众多学术期刊一直享有崇高学术声望，被公认为中国学术期刊“第一方阵”。这与这些期刊最初的办刊宗旨及传统有关。这些期刊的创办者和第一代办刊人均为学界硕儒，他们的治学精神和办刊风格一代代传承下来。或许没有比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期刊更为稳定和连续的编辑队伍了，他们基本由各研究所内的研究人员组成。

 

　　我们必须研究当初中国社科院各学术期刊何以在学界享有崇高学术声望——这种声望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然后才能对这些评价体系做出评估。中国社科院的主要学术刊物大多侧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乃学术根本。而这方面的论文一般篇幅较长（理论辨析细致、史料征引广博），如《外国文学评论》近年来就曾编发两篇长达4万—5万字的论文，而2万—3万字的论文更是常见，并全都一次刊完。这样就不得不减少本刊的“载文量”，而这些“基础研究”方面的长篇大作又使其他刊物不敢轻易转载，于是便影响了本刊的“转载率”；另外，由于不是“热点”问题，其“点击率”也不会很高。如果为了追求期刊评价体系的各项指标，就必须多发短小文章、“热点问题”评论，而拒斥篇幅较长且不那么“热”的“基础研究”论文。

 

　　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其“全国性”或者说“公共性”，其作者绝大多数非本院学者。换言之，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期刊没有“同人化”。这与高校学报主要刊登本校学者的论文截然不同，也是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期刊能够吸引全国乃至国外学者的原因。

 

　　与格外看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不同，中国社科院在职称评定、学术成果评估等方面，也一向不在乎本院学者的学术成果刊于何处，更不会根据其所发期刊的“等级”而对论文给出不同分值。倘若中国社科院也仿照高校的科研评估体系，注重本院学者的科研成果刊于何种期刊，并据此给出不同分值，那么，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就会扎堆给本研究所的学术期刊投稿（因为各研究所的学术期刊大多为“国家级核心期刊”），造成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期刊“学报化”或“同人化”。

 

　　（作者：程巍，《外国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