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   学术期刊：期待数字化的“华丽转身”
　　
　　【阅读提示 2012年12月31日，拥有80年傲人历史的美国《新闻周刊》这本用新闻铜版纸精印的老牌杂志走到了历史尽头，当天以黑白为主色调的《新闻周刊》封面醒目地标出了“最后一期印刷版”的大字，从此，只出数字版，纸版的绝唱颇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

　　数字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抗拒的潮流，正在涌向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的每个角落，纸版的绝唱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不断地响起。在期刊界，学术期刊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告别纸版，完全实现数字化传播的期刊类别，也就是说，期刊纸版的绝唱，也许将由学术期刊第一个唱响。那么，学术期刊该如何应对？】

　　在数字化潮流中

　　起源于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化潮流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速度和量级。与历史上催生了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一样，数字化以技术革命的形式再一次给予人类社会以革命性的动力，宣告了新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问世，随着这本被誉为“20世纪信息技术及理念发展的圣经”的书风靡一时，数字化生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新理念。

　　从数字化生存的理念被普遍接受至今已过去了十多年，数字化浪潮也在人们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高歌猛进。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对数字化技术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变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切身体会。如果说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一般人还缺乏直接的感受，那么，传播领域的变化则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同样属于媒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按理说应该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获益者之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者一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人对源于技术的数字化变革也有一种天生的隔膜，尽管数字化技术和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界一直呈现出持续不断与步步推进的态势，但相对其他媒体来说却缓慢了许多，数字化的动力始终没有完成从外在到内生的转变，期刊人在数字化进程中，很少主动应对，结果自然处处被动。

　　随着信息介质由纸张上的图文到数字化数据的变化，学术期刊的传播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传统的邮路转变为互联网这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传播的变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7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成立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事件。该杂志社先后与数千家期刊社签署了合约，以数字化光盘的形式，将这些刊社的学术期刊予以汇集再出版，打包发行。这一合作模式就意味着学术期刊将数字化网络传播权拱手让给了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而将自己置身于事外。1999年，该杂志社实现了从光盘版到网络版的转型，始建中国知网（CNKI），采用数字图书馆技术，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并正式启动建设《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CNKI网络资源共享平台。与此同时，类似的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也先后开建，基本形成了今天学术期刊传播领域中占据霸主地位的“三驾马车”。

　　传播中心地位旁落

　　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给学术传播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读者（学者）阅读学术文献的习惯发生了彻底改变：由读纸本的期刊变为读数据库。

　　这一变化给予以传统纸本期刊编辑为中心工作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影响是致命的。如果说期刊数据库将各入编期刊送上了互联网这一信息高速公路，那么，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跑的显然已不是那纸本的期刊了。在中国知网等大型期刊数据库中，期刊已不再作为传播的基本单元而存在，最基本的单元已变为论文，以最常见的方式检索，如题名、作者名、关键词，所得到的是来自同一检索目标下的各种期刊的一篇篇论文。因此，这样的数据库对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已不仅仅是介质上的——纸本的还是电子的，而且，更是实质上的——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已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

　　期刊迷失了，期刊人为之伤心，但对作者来说，论文还在，而且以更独立的姿态存在，传播的目的以更便捷的方式达到了，他们会满意。同时，读者也会欢迎，因为网络的聚合功能使分布于各种期刊的读者感兴趣的论文通过简单的检索就可以全部呈现在自己面前，远较检索和收集纸本期刊方便，且既可以在线阅读，更可以全文下载后离线阅读和引用，读者乐意为这样的数据库而改变自己的阅读方式。因此，唯有期刊人伤心，他们为期刊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包装随着期刊的迷失大多付诸东流了，而且，让期刊人伤心的事还在继续，那就是随着期刊数据库的风行，期刊纸本的发行量直线下降，且无可挽回。

　　当回顾学术期刊数字化短短十多年的历程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纸本期刊终将为数字化期刊所取代，而且，这个将来并不遥远。不仅如此，今天的学术期刊人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数字化的演进，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已日趋旁落。如果说，学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学术成果传播主要是学术论文的传播，那么，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的最小单元是学术期刊，论文不经学术期刊发表，根本无法进入广泛传播的过程。在进入数字化互联网时代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互联网的交互性在理论上使传播成了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行为，而公益性的学术论文开放获取（OA）网站、单篇论文优先在线出版等新事物的出现，则在实践层面使个人的传播行为得以真正实现，传播的最小单元已由期刊变成了论文，一篇文章一个“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可以无限组合和传播。从信息时代信息聚合和权力分散的特征来看，传统期刊将从学术传播的中心被驱赶到边缘并非危言耸听。

　　数据库：对手还是伙伴？

　　从表面上看，单篇论文的走强、期刊的走弱似乎是中国知网这样的期刊数据库网站对学术期刊所采取的垄断式和掠夺式的建库及经营模式造成的，这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只是外在的原因，数据库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了更好的传播才是问题的本质。如同手工作坊无法抗拒机器化大生产一样，孤立的纸本期刊敌不过具有聚合效应且不受时空限制的数据库是历史的必然。不过，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初战告捷，但远非尽善尽美，在继续前行的道路上，有着诸多仅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建库的理念还局限于图书馆模式，一味贪大求全，而入库的期刊良莠不齐，大量的学术垃圾充斥其间，由于检索系统无法有效地剔除垃圾信息，读者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检索，所需要的信息都会夹杂在大量的垃圾信息之中。数据库虽然实现了数字化传播，但这种传播是初始的和粗放式的，远未达到数字传播的最佳境界。从传统图书馆模式到真正的数字传播模式，各大期刊数据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与入编期刊间的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始终难以缓解。期刊数据库网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商业化运营，其垄断和掠夺式的建库模式虽然使其初始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得实现规模化经营，但与入编期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平等的基础上，遗留下了诸如入编期刊的回报、建库模式及服务模式、作者授权等事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性问题。随着知识产权意识和数字化生存意识的加强，学术期刊不会长期忍受与数据库网站的不平等关系，也不会放任数字版权的流失。如何重建与入编期刊的关系将是对各大数据库运营商的严峻考验。

　　再次，商业化经营的数据库网站将面临来自完全公益而非营利的开放获取网站的挑战，特别是由国家资助的大型开放获取网站，这始终是他们的噩梦。近年来，作为对收费阅读以营利为目的的期刊数据网站的一种对抗，以开放获取作为建库模式的学术期刊数据库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国出现，不仅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渐成一种趋势。面对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的挑战，商业化经营的期刊数据库将何去何从，这是各大运营商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期刊数据库只是一个掌握了数字化技术的纯粹的产业链下游的发行商，难以介入上游知识产品的生产之中，没有入编期刊的合作，数据库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更没有能力完成对入库学术论文进行符合学科发展需要的体系化构建。如何才能留住这些期刊并进行深度合作，各大运营商都得费一番思量。

　　对于现有的大型期刊数据库来说，上述诸问题每一个都足以致命，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入编期刊真诚而平等地合作，离开了期刊的合作，它只能停留在初始的、粗放的阶段，很难再向前推进。

　　以数字化方式获得重生

　　对学术期刊来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学术期刊的生命力并未就此而终结，它只不过是在数字化的最初阶段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已，从现在开始奋起直追，未始不能赶上数字化的进程，因为期刊人手中仍然握有最重要的砝码——期刊的原始数据。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固然重要，但“内容为王”永远也不会改变。只要牢牢控制住和运用好数据源——优质的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就有了走出困境的资本，仍然可以从数字传播的边缘回到中心。当然，信息时代的传播将是多中心的，期刊作为学术传播唯一中心的地位也许已一去不复返，但成为中心之一还是有可能的。当然，期刊人必须学会数字化生存。

　　首先，要将编辑工作的重心从纸本转移到数字化期刊上来。到目前为止，所有学术期刊的工作重心都还在纸本，数字化充其量只是纸本的副产品，期刊在信息时代的种种不适应和被动局面，皆因此而产生。

　　其次，完成必要的资源聚合。工作重心之所以至今仍难以向数字化转移，主要原因在于单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困难而且没有多大意义的。数字化较纸本的优势除了传播的迅捷以外，还在于资源的聚合，没有足够量级的数据源，数字化这条高速公路就没有车跑，或跑的尽是空车，也就没有意义。因此，期刊数字化的转型必定是批量的和群体的。

　　再次，要建立符合数字化要求的期刊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协同机制。无论是纸本时代还是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都应该有自己的体系。在论文代替了期刊成为学术传播最小单元的数字化时代，论文的传播并非杂乱无章，而必定是有序的，只不过其序列会显得更为复杂和多变。以学科和问题为中心对来自不同期刊的各种论文进行有序组合，将是数字化期刊体系的基本形式。这也决定了数字化转型后的期刊群必须进行灵活复杂和不断演变的多重组合，其调整变化的依据是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可见，建立数字化的期刊体系远较纸本期刊体系复杂，离开了期刊群体内的协同运作也就谈不上数字化期刊体系的构建。

　　最后，在数字化传播方面，既要与大型数据库合作，又要掌握充分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不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资源聚合和建构体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但是，进行数字化传播，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人才和技术以及设备诸方面均非长项，这样的欠缺一时难以改变，更主要的是，聚合性的传播不可能由某一家期刊独自承担而应该有专业制作队伍和机构。因此，与现有的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利用其技术、设备和已建立的发行传播网络，实现顺达的数字化传播，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与目前期刊和数据库关系不同，除了双方责、权、利明晰的平等合作之外，最大的不同在于所传播的不再是孤立的纸本期刊数字化副产品，不再是像图书馆那样集齐期刊就可以了事，最重要的工作是各期刊合作推出的数字化新产品，这个新产品是完全符合数字化时代学术发展需求的由个性化数字期刊组成的体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数字化是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方向，纸本期刊被数字化期刊取代是信息时代学术期刊的宿命。目前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只是初始和粗放式的，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远未完成，因此，学术期刊应该以积极的姿态迎接这一变革的到来，完成数字化生存的华丽转身，以数字化的方式获得“涅槃重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